汪峰也发文悼念并安慰张恒远的妻子毕夏：“此刻他去了一个美丽、宁静的地方，不再有疾病与世事的痛楚。毕夏你要坚强、照顾好孩子和家人，老师答应过了无论是怎样的困难，都会帮你。恒远，一路走好，天堂里依然有你的歌声飘荡……”

她的内心回归到少女的状态，

受“插刀教”事件影响，让他路人缘变差

影片较为出彩的地方在于对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握。首先，影片情节安排详略得当。《长安三万里》虽然讲述盛唐转衰之事，却将主要篇幅集中在高适和李白的成长和友谊上，朝堂大事几乎舍去，只讲与高适直接相关的边关之难。如此安排，将时代与人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其次，影片悲喜交加的叙事节奏，也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绪，较好地服务影片的叙事主题：盛世有华章，乱世出英豪。总体而言，影片以意象化长安的方式，呈现出强调个人的寻道之路和赞颂文章的传承之功两大叙事主题。一方面，长安是有志者施展抱负的宝地，以高适为代表的人们怀揣着鸿鹄之志意欲前往长安。但所谓“三万里”实则是天涯之距，盛世太平如梦幻泡影，长安衰败只在朝夕之间，甚是无奈。然为人臣子，当忠于君王所托之事，最终高适大退敌军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填得自我赤子心，却赫赫然归于天地，望在山水与诗歌间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我，寻己道，行己道，以文章显道。另一方面，长安作为唐诗名篇的容纳之所，彰显盛唐气象。影片结尾处，高适怀抱《河岳英灵集》，与随侍玩起“长安”飞花令，描绘出“长安”诗背后的人与物，史与事，道与法，诉说着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的真谛。也正因此，影片传递出一种悲情，这种悲，既是情绪之悲，即大时代下人物身不由己的宿命之悲；更是情感之悲，即反抗宿命而寻求自我的悲壮；还是情怀之悲，即兼具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的悲悯。这种悲怆掩藏在乐观主义与豁达心境之下，并随着长安的故事层层递进，圈圈晕染而开，最终在文与道的和谐图谱中化为人文关怀，给人以温情之感。于是，故事寥寥几笔道出一众盛唐名人的悲惨结局；将杜甫置放在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静好岁月中；让李白肩比彩云，同仙鹤归，在声声猿啼间，踏轻舟拍绿浪，乐辞白帝城。

黄望莉在电影媒介和电影史有着深入研究，电影出现本身，就是一次媒介的变革。从无声片到有声片，电影史中媒介问题一直伴其左右。面对媒介转型，每年的进口片能够为中国电影技术提供新渠道和新发展方向。同时，在媒介研究中，又有一个再改写的过程。老电影不仅是具有档案功能，在新媒介的带动下，更重要的是再创造。

目前来看，剧情偏向轻松治愈的喜剧故事，不算多精彩，但还可以接受，第二集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趣。